杰钦修丹事件
近年来，所谓“西藏问题”，由于西方的炒作，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也由于西方反华势力加大支持而不时表现得气焰嚣张。然而，就达赖集团本身来看，这只不过是外部假象，其内部则矛盾重重，特别是近些年来，不少矛盾已尖锐化、公开化，有的矛盾已不可弥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树虽未倒但猢狲已开始散的景象。笔者愿根据一些了解到的事实，向读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昨日“功臣”变仇敌
“四水六岗”系1956年初建于我国四川、云南等藏区的武装叛乱组织，主要由当地的一些头人、土司、宗教上层、土匪组成，他们打着保护宗教的旗号来抗拒民主改革。1958年，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西藏地区，立即受到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重视和支持，并共同正式建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以抗拒民主改革，维护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达赖接受了“四水六岗”所献的金宝座，可见其关系密切。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四水六岗”充当了急先锋和主力军，到处烧杀抢掠，伏击解放军，残害人民。
在达赖叛逃国外的过程中为达赖立过汗马功劳。叛逃国外后，又成为达赖集团骚扰我国边境、进行分裂西藏活动的骨干组织之一。1974年，其武装曾被尼泊尔政府收缴。1982年，又在印度等地重建非武装的“四水六岗”，成为既受控于达赖集团又维护多堆（即今我国四川、云南藏区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流亡藏人利益的政治、福利性组织。长期以来，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对“四水六岗”既利用又防范，不予充分信任，甚至排挤、打击。“四水六岗”对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也是既依靠又不完全顺从，一直谋求康区（即现在四川、云南藏区和西藏的昌都地区）自治，对遭受歧视、打击十分不满，双方积怨很深。
1970年在尼泊尔曾发生亲达赖的“流亡政府”派与巴巴益西派火并的事件。1974年在印度，闹独立的“十三集团”（即不愿听命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13个难民营，成员多为多堆、安多即今青海、甘肃藏区流亡藏人）首领贡唐次成被达赖及“流亡政府”派杀手杀害于寓所，十三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遭受各种形式的打击与迫害。
1994年4月，“四水六岗”为寻求出路，在没有达赖及“流亡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印度班加罗尔与台湾“蒙藏委员会”签订了主张西藏自治、保留达赖地位、发展经济文化的三条协议，主要是求得台湾的经济支持。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激烈的争斗。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感到此事极大地藐视和损害了达赖的权威，十分恼火，对此大动干戈加以制止和讨伐。达赖在接受“四水六岗”负责人理塘·阿塔所呈协议书时怒不可遏，当即把此书怒掷于地，并将阿塔赶走。他说，“四水六岗”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该组织已混入了亲红黑汉人的人”（红汉人指中国共产党，黑汉人指台湾国民党），“要对‘四水六岗’动大手术”。他亲自出马，禁止同情“四水六岗”的藏人被选入伪人代会，阻止外国人给“四水六岗”以资助，不仅对“四水六岗”子女断绝了实际上由外国人提供的助学金，而且暗中让印度政府阻挠“四水六岗”自办学校。
在达赖授意下，流亡政府等各组织向“四水六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由青年大会和妇女协会充当打手，多次纠集数百人武力围攻“四水六岗”设在老德里曼九支纳的总部，迫其交权；到处散发声明，对“四水六岗”进行无端攻击，扬言要将其主要成员开除出藏人社会； “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等宣称不再承认原“四水六岗”，另组“四水六岗”，以取而代之；诬告“四水六岗”成员走私、贩毒或充当间谍，借印度官方有关部门之手或收买部分印度官员，对“四水六岗”成员任意进行传讯、警告、拘留、罚款、关押、毒打以至于驱逐或秘密处死；对“四水六岗”主要负责人投递匿名信进行恫吓，纠集暴徒围攻、冲击其家庭，甚至密谋雇用流氓、杀手进行暗害活动。饱受冷遇、排挤、压制、打击的“四水六岗”深怀不满，对于流亡政府的各种做法，软硬不吃。他们对由“流亡政府”所扶持的新“四水六岗”坚决不予承认和合作；他们认为，既然“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已不承认老“四水六岗”，老“四水六岗”也就不再听从他们的指挥。同时自己组建与“青年大会”有别的“多堆青年委员会”，与“青年大会”和“妇女协会”的武力围攻形成对峙；他们自行出版《真理》小报，印发标语、传单，给国际组织致信，揭露“流亡政府”的腐败与专横；组织人员到达兰萨拉，抗议流亡政府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联合原“十三集团”的人和坚持供奉杰钦修丹护法神的“天人协会”等各受压组织，一起进行反压制和反排挤行动。原本因为搞西藏独立走到一起的“四水六岗”和“流亡政府”，如今分道扬镳，誓不两立。
无辜护法惹纠纷
藏传佛教中有黄、红、白、花、黑五派之分，每一教派中又有不同的活佛系统，历来存在着诸多矛盾。可是近些年来，达赖实行宗教专制，排斥异己，扰乱了正常宗教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纷争。 1978年，达赖突然宣布对在西藏已供奉了200多年、他本人也信奉了几十年的杰钦修丹护法神不再信奉，并禁止他人信奉。当时，并无人将此当一回事。
1994年，达赖又旧事重提，亲自发动了对杰钦修丹护法神及其信奉者的猛烈的讨伐运动。藏语“杰钦修丹”，又称多吉修丹，译成汉语意为“金刚具力大神”，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一位著名护法神，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起，历世达赖、班禅及众多寺庙、民间已信奉了200多年。至今其神像仍供奉在西藏拉萨色拉寺东侧的“巴龙日却”静修院和城南的“波底康沙”神庙等多处。在印度南方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和达兰萨拉、德里乡城寺以及尼泊尔、欧洲等地的藏传佛教寺庙与藏人家中都有广泛供奉。达赖不顾宗教传统和众人信仰，撕去公道、宽容的假面，对无辜的护法神及其信奉者大肆攻击，乱加罪名。他说杰钦修丹为“汉鬼”，与“乃琼”护法神（仅由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专供）不和，对“甘丹颇章”（系指原西藏噶厦政府和现“流亡政府”）不利，对达赖喇嘛的身寿不利，因此不准任何藏人供奉，谁供奉，就是对“甘丹颇章”的背弃，就不是达赖喇嘛信徒，甚而违背“西藏的共同事业”（即“西藏独立”的梦想）。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继续信奉的人，达赖扬言要亲自上门问罪，并在讲经现场训斥他们，并让他们立即离开。在达赖的策动下，其“流亡政府”、伪人代会、青年大会、妇女协会等各种搞 “西藏独立”的政治组织纷纷通过决议，发表言论，签名屈从。他们闯进寺庙、搜查民宅、砸毁神像、殴打信民，甚至还闹出了错把贡布（依怙护法神）当做杰钦修丹扔进河里的笑话。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对继续信奉杰钦修丹的藏人，是“流亡政府”等机构职员的要开除公职，是“青年大会”等组织成员的要开除出组织，是僧人的开除出寺庙，是学生的停止助学金接济或开除出学校，是普通藏人也要被开除出流亡藏人社会…… 然而事与愿违，达赖的禁令和迫害不仅未能吓倒杰钦修丹众多信奉者，反而激起他们强烈的愤怒和抗拒。他们藐视达赖喇嘛的权威，拒绝在禁供书上签字，而且对达赖的面目提出质疑，他们说，杰钦修丹护法神已被藏族人民供奉了几百年，历世达赖喇嘛也曾供奉。
十四世达赖喇嘛突然翻脸，怀疑、攻击、害怕起杰钦修丹，这只能证明达赖喇嘛自己干了坏事，做贼心虚。而且，活佛应当舍弃个人，普渡众生，即使有害自己，只要有利他人，也应奉行。但现在的达赖喇嘛想的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和他个人的寿命，不惜伤害众多藏人。许多高僧和信众都坚持自己的信仰，千方百计把杰钦修丹护法神像隐藏起来或转移出去。他们编印大量材料，散发传单，制作录音、录像，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保卫寺庙，对抗围攻，集会游行，抗议和赶跑达赖的传令人。旅居印度、尼泊尔以及欧美等地信奉杰钦修丹的藏胞联合起来，结成团体，筹措资金，互相支持，采取一致行动，并与“四水六岗”等受压组织和个人相互呼应。他们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新闻界致信申诉，揭露达赖搞宗教迫害、侵犯人权的罪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甚至提出应该收回授予达赖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还在达赖出访美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时，在达赖下榻和演讲现场举行静坐、集会、游行，抗议达赖破坏人权，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当面责问达赖。这一因护法神而引起的纷争，正愈演愈烈。一些在政治上主张“西藏独立”而在宗教上信奉杰钦修丹的人也被卷了进来。曾著书立说积极为达赖禁令辩护的洛桑嘉措及其两名徒弟同时在一个晚上被人杀害，这是达赖集团内部纷争尖锐化的明证。集团内部起异心达赖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貌合神离，充满了勾心斗角。这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乃至公开化，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
首先是家族矛盾。众所周知，达赖（即俗称“达拉”家族）与詹东、甲日三大家族一起，掌握着达赖集团以及流亡藏人的主要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对此其他家族越来越不满，多有议论。达赖本人把持着政教特权，因而其家人都跟着显贵。二哥嘉乐顿珠、姐夫彭措扎西、妹妹吉尊白玛、弟媳仁青康珠（即阿里活佛之妻）等都先后担任过“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噶伦等要职。其大哥土登诺布（即当才活佛）长期居美，充当达赖集团和美国反华势力的双料代理人，都有从藏人身上搜刮或从洋人手上讨来的大笔财产。詹东、甲日两家大贵族也有权有势。詹东·单增朗杰曾任首席噶伦，其兄詹东·单增格列现任凌驾于“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之上的达赖私人秘书处的秘书长。詹东·索南旺杰现任“流亡政府”外交、宣传噶伦。甲日·洛珠坚赞曾任噶伦，现任达赖驻美国特别代表。
甲日·卓玛虽是伪人代会一般代表，也是财大气粗，她在德里开有几家商店，普通藏人路过门前都不准驻足观看，谁若冒犯就要遭到辱骂和毒打。这三大家族靠压榨藏人、搞西藏独立投靠洋人起家和发迹。派别斗争越来越严重。从西藏叛逃出去的元老派和主要在国外成长并受西方教育、影响很深的少壮派在权力分配、体制结构、未来走向等方面有严重分歧。在体制上，达赖及元老派仍坚持政教合一、地区教派格局，而少壮派则不满以教治政、僧人掌权（达赖、伪人代会主席桑东和“流亡政府”中两位噶伦等实权人物都是僧人）和达赖专断，主张引入西方的党派政治和议会民主。为此，他们办了“民主报”，却被达赖勒令停刊，他们组建“民主党”，要求以党派名义参选，却被拒绝。为渲泄不满，他们指使人署名致信伪人代会，点名指责伪人代会主席桑东专断，一时引起混乱，桑东曾因此宣布伪人代会常委关门罢业七天。他们编写匿名小册子广为散发，历数达赖14条专制罪状，要求达赖不要再将藏人继续“引入宗教的黑洞”。
策略分歧难以弥合
多年来，达赖所梦想的是在西藏恢复其昔日统治，并曾声称仅靠外国压力而不与汉人对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他口头上意愿与中央谈判，但他又不愿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幻想先“自治”，后独立，实际是用谈判的旗帜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国际同情。而以“青年大会”、“民主党”、“妇协会”等为主的少壮派或激进派则坚决反对谈判，因为他们已过惯了西方生活，甚至有的连藏话都不会说，他们不愿再回西藏，他们闹“西藏独立”，不过是以此做为向西方乞讨的借口而已。在此问题上，达赖家族内部也不完全一致。在活动方式方面，达赖在表面上念和平经、唱非暴力，但在暗中又制造分裂，煽动暴力（实际非常虚伪）；而一些年轻激进派则主张搞赤裸裸的暴力以至策划恐怖活动。在道路、目标方面，前几年曾提出四种选择方案。达赖主张走“中间道路”，即先谋求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然后再搞“完全独立”；桑东等人主张搞“坚持真理”，其实质是广泛开展甘地式的不合作运动；少数“学院派”人物主张通过民族自决争取高度自治；青年大会、妇协会等激进派主张通过各种手段直接谋求完全的“西藏独立”。经过激烈争论，至今仍莫衷一是。
离心离德倾向凸显
由于悲观情绪与腐败现象的蔓延，达赖集团的许多骨干分子对“西藏独立”已失去信心，对达赖神话和“共同事业”已不再虔诚。就连“流亡政府” 外交、宣传部办的《西藏评论》也曾发表文章，公开哀叹“西藏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只把“西藏独立”的口号和一些活动做为谋取个人私利和出路的过河桥，把在“流亡政府”等机构中任职做为寻找个人机会的跳板，一旦达到个人目的、找到个人出路，就不辞而别，到欧美等西方国家赚钱享乐去了。近些年来，已有不少人因此而纷纷离去。如曾任过噶伦和首席噶伦的詹东·单增朗杰即携在任时贪污的巨款到美国购房定居去了，曾担任过“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主任的仁青达洛即使后来被选为噶伦，也不愿再回印度达兰萨拉就任。上述纷争的加剧，已成为达赖的心腹之患，且无法排除。随着祖国日益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随着国内藏区稳定、发展和国外藏胞的日益觉醒，随着达赖真实面目的暴露和控制力的减弱，达赖集团的日子将会越来越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