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执政经验

　　边疆经营事关国家的统一、稳定，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西藏地处西南边陲，在国家的稳定、发展、安全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伴随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央关心和全国大力支援下，西藏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不可忽视的是，西藏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既孕育着繁荣又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一直把西藏问题视为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突破口，致使西藏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要比以往和其他地区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更加复杂。要确保今后西藏的发展、稳定、安全，有必要在充分而清醒认识影响西藏政治社会稳定的因素的同时，向历史寻求治藏的智慧，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执政的历史经验。

　　一、经营西藏中的“慎重稳进”方针与西藏社会“跨越”难题的破解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代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经历明清两朝的有效治理，最终确立了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法律地位。西藏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的历史，更典范地说明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基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格局与特点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 实现了西藏历史上社会跨度最大、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最先进的伟大变革。

　　( 一 ) “用政治方式”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解决西藏问题的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藏民族的接触是在1936年在长征的路上，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省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并在西康重镇甘孜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博巴自治政府的建立是党早期民族自治主张在藏区的第一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和我党民族平等、团结、自治主张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付诸于实践，并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组织系统，提出了明确的施政纲领。为以后党探索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以后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在后来的发展中，党在论及有关少数民族时，多次论及到西藏和藏民族问题。可见，在我党执政前，就十分关注西藏和藏民族问题，西藏和藏民族问题在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中所占的重要地位。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时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1949年7月4日，在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未解放的地区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需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最早的决策。这个决策，揭示了党对民族和宗教这两个西藏社会最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党对西藏独特的区情的重视与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它确立了“用政治方式 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构想。

　　就在此时，在西藏内部的分裂分子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老牌侵藏分子、前英国驻藏代表、时任印度驻藏代表理查森的导演下，制造了“驱汉事件”的闹剧，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达到使西藏孤悬于外的目的。西藏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和西藏背后外国势力的干涉，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针对“驱汉事件” 及其背后外国势力的干涉，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指出：“ 即应着手经营西藏”，“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但基于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中央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在准备进军的同时，1950年1 月15日，刘邓在接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进军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主要靠政治、靠政策。在1月18日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朱德指出，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军事手段在势不得已时才能加以使用。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西北局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以往历代统治者的不同。面对国外的干涉，党对西藏的政策首先是建立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独立的基础上，在任何威胁到多民族国家主权、破坏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和事态面前，是无任何妥协的余地。同时，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上，始终坚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坚持“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政治主张，以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和谐民族关系为终级目标。从建立“博巴”政府到“用政治方式”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再到以政治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办法维护祖国统一的演绎过程， 我们再次体会到， 党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中所体现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娴熟方法和艺术。

　　( 二 )“ 慎重稳进”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用政治方式”处理和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的工作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深刻认识“慎重稳进”，就无法领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治藏方略的深刻内涵和意蕴。和平解放前，西藏处于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又几乎是一个单一的全民信教的边疆民族地区，藏传佛教几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农奴在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十分悲惨。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挑唆下，西藏亲帝分裂分子和势力一直企图把西藏从祖国怀抱里分裂出去，不仅使西藏长期处于维护主权、反对分裂斗争的前沿，也造成了各民族之间和西藏民族内部的不团结， 各种矛盾的交织使西藏工作更加复杂化。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毛泽东首先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西藏的战略地位，“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 1/8”，“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其次， 以 “慎重稳进”方针统摄西藏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指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强调“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再次，提出了西藏社会变革战略步骤。人民解放军入藏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西藏的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还指出要把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分两步解决：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帝分离主义分子，然后再逐步地改革封建农奴制度，把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第四，改革西藏旧有封建农奴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但如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强调要在西藏各界群众认同基础上稳步推进。处理西藏社会发展问题，“稳”与“进”是问题核心，核心的实质是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以坚定的忍耐和等待的决心，不求一时的功利，只为开万世太平。毛泽东讲：“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 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第五，良好的工作机制是实现“慎重稳进”方针的制度保障。1952年4月8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复电中指出：“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 并对西藏工委创办拉萨小学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一事给予批评，指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严格的请示汇报制度确保了“慎重稳进”方针在西藏的贯彻执行。

　　( 三 ) “用政治方式”看待、解决西藏问题和以“慎重稳进”的方针统摄西藏工作的一切目的在于推动西藏社会制度的跨越

　　西藏要从凋零萎缩、民不聊生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到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理念、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的制度框架，实现西藏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崛起的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百年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不断地突破前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现形式，并在突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百年的实践里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恰恰相反，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给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一个“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中实现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 由于前提和路径的改变，必然要求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根据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同时打破教条的束缚，以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极端的不平衡性，更是把我国各民族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凸现出来，但无论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有多大，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特殊性与差异性不是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障碍，它仅仅规定了各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时所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不同的路径。在西藏这样一个民族、宗教问题突出，情况极为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方式”高于军事(经济 )方式的原则，始终坚持“慎重稳进” 的方针，把尊重西藏历史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在西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结合起来，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主权意识与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价值取向统一起来，把引导和促进西藏社会进步与西藏各界和广大农牧民群众共同意愿结合起来，完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形态的“跨越”。

 　　转自：西藏林芝旅游网（www.linzhitour.nev.cn）
 
二、在促进西藏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对维护西藏政治稳定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由于西藏地区在自然和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其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区域或某个民族的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因此“立足于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逐步走向现代化，是对西藏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必然要求。

　　( 一 )消除少数民族因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造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关键是发展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边疆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中心是经济建设。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对于缩小差别、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依然始终如一地坚持“用政治方式”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所不同的是，在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邓小平把发展的时代主题融入到对西藏工作的思考之中。他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 就会出乱子”。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他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政策要“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对于西藏来说，就是要“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是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之一。按照这一思路和要求，党中央于1980年3月和1984年2月先后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对西藏的客观实际进行了再认识，明确提出了西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要下大力气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水平，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对如何顺利实现这一目标，消除“左”的思想影响，端正思想路线，搞好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加强对西藏支援和帮助等，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休养生息、治穷致富的政策和措施。

　　1992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代表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任务。新时期民族工作主要任务的确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解决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问题上迈出了新的重要步伐。江泽民指出，对于经济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基础产业如交通、能源、科技、信息等产业比较落后，要赶上或接近先进民族和先进地区，必须加快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跨越式” 发展。“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地区和战略部门，通过国家和各地的支持，直接引进、吸收和应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集中力量推动跨越式发展，是我们必须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对西藏这样的地区，就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战略。”为此，在1999年9月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依据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两个大局” 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 寻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实现途径。1994年和2001年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充分肯定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 的西藏工作方针，并将其作为中共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国支援西藏” 的工作制度，以“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在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全国的大力支援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藏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时期，西藏国民经济连续18年保持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城镇居民收入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成为建国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跨越式发展” 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

　　西藏在经历了“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发展后，与全国一起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发展是解决西藏一切问题的基础”的著名论断。以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西藏工作会议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为标志，西藏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意见》鲜明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和西藏艰苦奋斗相结合” 以及 “西藏发展道路”等重要思想。《意见》以更广阔历史视阈总结党在西藏执政历史经验，即西藏的一切进步必须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制度保障，从而为“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内涵做出本质规定。2008年3月，在“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又谆谆教导西藏广大干部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提出，是对十六大以来西藏工作的一个高度概括，为西藏未来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从经略西藏的发展史角度来审视，它标志着我们已经从过去以经营治理为目标的治藏方略转变为以兴藏富民为目标的兴藏方略。

　　( 二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加强西藏稳定工作是新时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发展是解决稳定的根本途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一定带来稳定。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然而，西藏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始终处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长期受到达赖分裂集团的干扰与破坏。正当西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时候，以达赖为首的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呼应，于1987年9月27日开始在拉萨多次制造以分裂祖国为目的，以打砸抢烧为手段的骚乱事件，严重危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西藏的特殊性，慎思“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这一科学判断。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的矛盾，“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对于构建和谐西藏、平安西藏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价值。

　　人的认识总是在艰苦探索和反复寻求中，得到对事物客观规律认识上的升华。1989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由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西藏自治区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作重要指示，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对西藏社会经济形势和各项工作的大政方针作了明确的、全面的指示。中央强调，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纠正了当时由于对西藏实际把握的不甚准确，在认识和实践上出现的一些偏差。这是西藏历史的转折点。1990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专程来西藏视察指导工作，指出“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并进一步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同时，民族、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相交织，与国际政治斗争相交织，既涉及认识层面，又涉及实践层面。西藏民族、宗教问题具有民族的单一性和宗教的群众性的特点，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 、“分化”中国的战略突破口，西藏发展、稳定、安全关系到全国的发展、稳定、安全，因此必须审慎地处理西藏问题。1994年4月，中央又派出由100多人组成的10个调研工作组到西藏调研。7月23日，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我们与达赖集团和支持他们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继续，是中国人民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斗争。同时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信教群众，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提出“三个离不开”和“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的民族、宗教方针，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创造良好的政治局面。这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对“慎重稳进”的新注解。历史和实践证明，稳定是西藏的大局，是人民的愿望，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什么事也干不成。同时，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按照“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的工作方针，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分裂破坏活动，确保西藏社会稳定；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及时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确保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西藏发展稳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西藏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的意识。

　　( 三 )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过的历程，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保证西藏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西藏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要实现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必须发展、必须稳定，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原则。邓小平同志认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邓小平同志认为，不发展就没有希望。“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同志认为，不稳定将一事无成。“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与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在西藏的执政，不是实现经济以及零碎的某个方面的增长，而是要在充分认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上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基础上，把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实现整体的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最优的“繁荣的治理”。推进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始终坚持中央确定的“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 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反分裂斗争方针，使反分裂斗争从被动应急转入主动治理，牢牢掌握了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确保了近十年来的 GDP连续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和社会局势多年来的基本稳定。面对“后达赖时期”反分裂斗争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局面，进一步开展反分裂斗争，维护社会局势稳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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