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掣签的由来及其意义

　　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有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 藏传佛教活佛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代表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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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金瓶掣签制度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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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对当时的西藏、蒙古地区社会和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义深远。

　　首先，在政治上，金瓶掣签是对活佛转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制定颁布法律文书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活佛转世呼毕勒罕由吹忠降神来指定，改变为由金瓶掣签来决定。究其实质是清朝中央政府以此维护和保持对认定大喇嘛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这就进一步体现并强调了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问题上中央的权威。此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示寂后，从转世灵童寻认、掣签乃至坐床都是遵照国家法定制度按部就班进行的，由驻藏大臣亲自照料，按照程序逐一报经皇帝批准，这就履行了法律和行政手续。

　　第二、从宗教上看，由于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来进行，在宗教上符合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这就确定了金瓶掣签在宗教上的合法性，顺利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延续问题。因此被佛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信教群众所接受。

　　第三、实施金瓶掣签，把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从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以防止蒙藏上层贵族夺取宗教权力，造成地方势力的膨胀，避免了历史上教派内部、教派与世俗贵族势力之间争夺转世呼毕勒罕的矛盾斗争乃至战乱的发生，有利于蒙藏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整饬、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理大活佛的一项关键措施。它既符合政治手续、法律手续，也符合宗教手续；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事实；有利于维护和稳定蒙藏地区的社会局势，安定边疆，团结宗教上层人物和广大僧俗群众。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置和实施，立法思想是正确的，具体操作是可行的。经过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给后人以启迪。

　　扩展阅读：为何九世、十三世、十四世达赖喇嘛没有经过金瓶掣签？

　　九世达赖喇嘛破例免掣，是由西藏地方政府上报朝廷批准的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10月20日八世达赖喇嘛圆寂，首次遇到应以金瓶掣签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三年后西藏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向驻藏大臣玉宁、文弼报告，在各地所报灵异幼童中以德格甸麻地方出生的春科土司之子最为灵异，已派人接到拉萨附近的蔡贡塘寺。玉宁、文弼接报后与七世班禅、济咙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及噶伦、代本等前去验看，又召集僧俗官员集会商议后，向嘉庆帝奏报验看灵童的情形，并转奏七世班禅、济咙呼图克图领衔的请求将德格甸麻出生的灵童免予金瓶掣签作为达赖喇嘛的呼毕勒罕的奏折。嘉庆帝派成都将军特清额赴藏颁旨，予以批准。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藏历9月22日，九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次日，为感谢皇帝特准免予金瓶掣签之恩，达赖喇嘛及摄政、经师、各大呼图克图等在布达拉宫萨松南杰（三界殊胜）殿供奉的乾隆帝圣容和当今皇帝万岁牌前陈列供品，诵经祈愿大皇帝万寿无疆，国运昌盛。

　　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光绪帝批准免予掣签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两年后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向驻藏大臣松溎禀告，经请班禅大师等占卜授记，护法降神，明示灵童出生在东方或东南方，以各地所报灵异儿童中经班禅大师等考查，认为达布朗敦出生的灵童征兆殊异，举止非凡，为众人所瞩望，故祈请转奏皇上恩准免予金瓶掣签，予以认定。此后又由各呼图克图、噶伦、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大众盖印画押，向驻藏大臣呈递公禀，恳求免予掣签。经松溎转奏，光绪帝批准，决定将达布朗敦出生的灵童免予掣签，作为达赖喇嘛的呼毕勒罕，此即十三世达赖喇嘛图丹嘉措。

　　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由民国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的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照传统旧制呈报当时的中央政府。不久，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派宣慰使、参谋长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入藏致祭。同时批准第五世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在摄政热振活佛主持下，寻访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三名候选转世灵童，并按惯例报请国民政府派员赴藏参加金瓶掣签典礼。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会同摄政热振活佛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事宜。后西藏地方政府提出，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灵异卓著”，请求准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免于金瓶掣签。经吴忠信查看同意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青海灵儿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以示优异”。2月22日，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在布达拉宫与热振一起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至此，拉木登珠正式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3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十四辈达赖佛慈念众生，化身早临，僧俗群众皆大欢喜，乃于藏历正月十四日升布达拉宫宝座，行大典。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际。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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