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义举定性争执，最终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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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沛·阿旺晋美，男，藏族，一九一0年二月生，西藏拉萨人，曾任西藏地方政府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朵麦基巧（昌都总管，噶伦三品官）。一九五一年为西藏地方政府到北京谈判首席全权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
阿沛·阿旺晋美是一位具有蒙、藏、汉血统的后裔，并非纯土著藏族。按我的说法应该是“团结族”，研究西藏历史表明，其祖上阿沛仁青是位蒙古族后裔，在一七九二年平定廓尔喀（尼泊尔）战役中，活捉尼军头目立了大功。清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福康安大将军将随身汉族侍女赏赐于他。尔后阿沛家族在清朝抗英战争中屡立战功，至死方休。因此在历次西藏变革中阿沛家族总是内佩中央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今之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义举，使西藏人民走出了泥潭、摆脱了苦难，见到了光明，获得了新生。西藏人民今天能够过上好日子，有这位百岁老人的巨大功劳，他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我为他在史书上的未定性而感叹！ 转自：西藏林芝旅游网（www.linzhitour.net）
中国共产党对阿沛的义举是十分赞赏的，不断委以重任，而且还成为了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和国家政府的要员。这与同时期的十八军高级将领相比，真有点“连颇与瞿相如”的典故之感。以至于后来在有关朱古寺的藏军是起义？还是投诚的问题上众说不一。
一九八二年《刘伯承军事生涯》一书，首次提出：“昌都战役自十月六日开始，经十八天的大小20余次战斗，歼灭了昌都总署和六个代本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大部，共5700余人，并争取了一个代本和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然而，为求证刘伯承、邓小平这个“起义说”，却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五年。直至二零零九年，官方史书才正式载入，有关起义与投诚的讨论最终尘埃落定。
阿沛的贡献与忧戚
一九五九年三月达赖叛逃和西藏叛乱分子图谋武装政变的情报，是谁透露的？有关这段史实在西藏军史和党史只记载了“我内线”向军区报告了这一情报，然后报到中央。这个“内线”，实际上就是指阿沛·阿旺晋美。
一九六六年十月西藏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阿沛·阿旺晋美，周总理派专机把阿沛和夫人接到北京，避免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七年陈明义同志在负责审查总撰《进军西藏》、《平叛斗争》两个专题的工作时，将阿沛·阿旺晋美在朱古寺的义举，定性为低于起义，高于投诚的结论。即——主动放下武器说，在军史上首开不确定因素先河。给后世留下了待解的迷。
一九九五年八月《西藏风云》首播，有关原西康省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格达活佛遇害的情形，剧中将凶手描写为一个藏军营长投毒，背景放在阿沛就任昌都总管期间，影射阿沛指使属下，阿沛·才旦卓嗄认为这与史实不附，格达活佛遇害时，阿沛离昌都还有两天的路程，根本不知晓此事。况且有关朱古寺义举后两天，孙巩骑兵支队才赶到，为表示阿沛归顺，补拍了主动放下武器的镜头。并在到昌都去的途中，骑兵支队虽然把马还给了阿沛，但马鞍没有了，要知道这马鞍是金银珠宝相慑的，阿沛认为，也许作为战利品上交了。
阿沛是起义，还是投诚？
阿沛·阿旺晋美在昌都洛隆宗朱古寺率藏军2700余人主动放下武器，在我军史料上说法极不统一：前沿指挥官认为阿沛是“投诚”；阿沛派出的和谈代表说是“归顺”；而经刘伯承审阅的陈裴琴所著《刘伯承军事生涯》一书称阿沛是起义，许多进藏的老首长如实说当时是按起义人员对待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没给这些人定性呢？阿沛义举的动机、高层领导人认为具备了起义条件！军史记载出现棱模两可，一个高于投诚，低于起义的定论，它引起不少学者对此迷案的忧伤与反思。
驻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地方政府最年青的一位噶伦，少壮派，主和派代表。关于1950年10月27日在朱古寺率部主动放下武器的义举，军事史料评述不一，主要有代表性的提法有五种：即主和说、主动放下武器说、归顺说，起义说，投诚说。作者曾在《藏军起义投诚及改编》一书的编写工作过程中,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比较接近史实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刘伯承元帅的起义说；二是陈明义中将的主动放下武器说。
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在昌都战役中于朱古寺被围时，他系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派驻昌都总管，为昌都地区最高文武官员。
陈明义同志在昌都战役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参谋长。1986年负责《进军西藏》、《平叛斗争》两个专题的审查总撰工作。
刘伯承在昌都战役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承担政策研究，敌工情报，战略策划工作。对藏军宏观政策上有绝对权威，藏军第九代本团起义定性便是由他决定的。为此作者曾向审稿领导呈述过作者的观点。
关于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在昌都战役中这段历史应作何结论的请示报告：
根据中央办公厅[84]17号文件和总政联络部指示,我们承担了《藏军起义投诚及改编》一书的编写工作。在本书编写中，我们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发现有多种提法，极不统一，给该书的编写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将各种提法及我们的调查史实意见汇报如下，请上级审定，并给予明确指示。
(各种提法及调查史实附后)
(一)起义说:经刘伯承元帅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审定出版的《刘伯承军事生涯》一书中写道:“昌都战役自十月六日开始,经十八天的大小２０余次战斗，歼灭了昌都总署和六个代本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大部,共5700余人，并争取了一个代本和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
摘自《刘伯承军事生涯》。作者：杨国宇、陈斐琴、李鞍明、王伟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日期：一九八 二年七月 (注: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同志逝世，陈斐琴同志曾任第二野战军宣传部长)
(二)主和说：原十八军政委谭冠三同志，1965年11月4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及附属中学所作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中说：“1950年10月7日打响了昌都战役。昌都一仗打得很好，昌都战役的胜利,给了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分裂活动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爱国力量，促进了和谈进程，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这里谈谈阿沛，阿沛是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他是不赞成打的，他赞成和平解决。昌都战役后，阿沛回去做了很多工作，最后达赖决定派出阿沛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去北京和谈,阿沛是有功的”。
摘自《西藏，祖国这片美丽的土地》根据谭戎生同志录音材料整理
(三)主动放下武器说：原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同志在审定《进军西藏》、《平叛斗争》两个专题会议上讲到：“阿沛同志在昌都那一段怎样写?他在昌都时，就有意响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限制，与中央联系的愿望未能实现，在昌都战役的最后阶段，他命令藏军主动放下武器，响应祖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我看就这样写,这样符合历史事实，就这个问题来说，阿沛同志也是有功的嘛.”
摘自《西藏党史通讯》86年一、二期合刊
讲话时间：1985年12月16日
(四)投诚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149师战史记载：“20日晨，昌都总督所率人马，窜至宗驿山遭我阻击，在走投无路和我政治争取下，全部2700余人向我投诚。”
进军西藏18军52师先遣团团长郄晋武同志，发表在《西藏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回忆文章，《进藏先遣数千里》中写道：“在我师主力攻击下,昌都西逃之敌被骑支和我团前卫营压缩在朱古寺山沟里，无路可逃，2000多名藏军不得不放下武器全部投诚。”
原53师副师长陈子植同志在回忆文章《解放昌都之战》中写道：“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昌都逃敌2700余名官兵和英印特务放下武器，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
(五)归顺说：原西藏波沃宗宗本(县长)吉恰·扎西多杰(系阿沛派出的与我联系的代表之一)，撰文中写道：“我和朵基总领事阿沛及其下官们逃出昌都，躲蔽在朱古寺时，阿沛派我和孜仲罗桑觉典前去跟解放军联系。行前吩咐我们：“你们一定要找到解放军，遇到了就告诉解放军,朵基总领事和我们文武官员现都在朱古寺，是阿沛派我俩来向你们表示归顺的，现在我们不能用武力，要用和平方式解决……”
摘自《藏军的起义投诚及改编》回忆文章。1987年4月
关于阿沛·阿旺晋美在昌都任职的这段历史应该怎样结论，我们本着忠于史实,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了大量调查，有以下几个意见需要加以说明：
一、昌战前阿沛有和谈的想法：
阿沛在昌都担任总管前后均主张和谈，他认为要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决不能与解放军开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因此而受到西藏地方政府主战势力的排挤。他到昌都任职后均主张和谈，用实际行动力主和平方式解决汉藏边界问题。
二、昌都战役中没有组织抵抗，反而在客观上为我军和平解放西藏作了积极的表示。[ （图片说明：1950年10月24日，阿沛·阿旺晋美主动命令昌都总督卫队及藏军第三、八代本团2700余人在朱古寺（起义？投诚。）
1、阿沛到昌都不久，即以减轻民众负担为由，在客观上减少了我进军压力,撤销了昌都周围地方藏民民众武装组织。
2、连续向噶厦政府发出八封电报，建议噶厦和解放军和谈，并以粮饷供给不足为由，请求撤出金沙江沿线所有阻击部队。
3、派遣孜仲勒参·巴益塔杰和帮达绕嗄前去芒康,派遣勒参玉嗄前去邓柯，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吩咐他们和解放军接洽有关谈判事宜。（注：帮达绕嗄系帮达多杰兄，帮达多杰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方面军陈昌浩部派邵士平同志任甘孜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主席时，帮达多杰系我甘孜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财政部长。详见邓小平选集《邓小平副主席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
4、解放军渡过金沙江后,阿沛没有给驻守金沙江沿线藏军下达任何阻击我军的指示。
三、我军临近昌都时，阿沛召集文武官员召开会议，研究投降(欢迎解放军)？还是撤退？最后多数人赞成撤退，他只好任其行事。
四、逃出昌都后，避免直接和包围的解放军接火，而派出两路和谈代表和解放军联系，并把解放军带到朱古寺，当解放军快接近朱古寺时，阿沛下令各代本管理其部下，不准向解放军开枪射击。但由于藏军通讯落后与张宽连长、孙巩支队长部发生误解，因我军不了解藏军通讯联系方式，误认为藏军开枪，通知解放军已到，开枪是敌对抵抗行为，此事影响了整个问题的定性。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阿沛已具备了起义的性质，应作何结论。特此报告。
（附录）
投降：敌我双方在战场上，对处于劣势的一方，面对面大声疾呼“缴枪不杀！放下武器，举起手来！”对方弃械举手，放下武器称投降。
投诚：在敌弱我强的形势下，敌方被我围困后，通过战地喊话，敌方认为大势己去，无处可逃，为保全生命和财产少受损失，派出代表就有关情况进行商议。达成条件后放下武器称为投诚。
起义：一般情况下，敌方中有我方地下党。经策动和做政治思想工作后，与我方联系，选定时间进行通电，主动放下武器弃暗投明，称为起义。特殊情况下，敌方主动派出和谈代表与我方联系，经协商谈判后达成有关协议，也可称起义。藏军第九代本团即是按照这种特殊情况定性的。阿沛在朱古寺的义举，甚至有些条件还比藏军第九代本团多一些，如前面所述。
成都军区请示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意见：
一、写史要学司马迁。不要学左丘明，实事求是，忠于历史，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二、客观反映阿沛联系我军谈判的过程，起义？投诚？两者的定义是什么，既要肯定十八军的功绩，又要肯定阿沛的义举，中央认为“笔下生花”。
三、伯承元帅已故，如果健在，那么赞成起义的观点是成立的。
（云南昆明审稿会费副部长 （化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 一九八七年八月）
阿沛·阿旺晋美义举的最终敲定
在我国军事史上，兵家向以“兵不血刃，而能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故此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政治大于军事，后勤重于补给”的军事战略思想，而刘邓大军便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创造了西南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光辉范例。这比那些靠血雨腥风惨烈代价而获胜利的军事家高明的多。西藏的和平解放，应该说是我党我军军事统战工作的卓越成就，也是旷古开来的一次凝聚中华民族丰功伟业。其实将这些道理搞清楚后，我们再来研究影响阿沛朱古寺义举末能定性的因素，就会自然得出公允的结论。 转自：西藏林芝旅游网（www.linzhitour.net）
我认为影响阿沛朱古寺义举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藏军第三代本团牟霞代本和福特问题，他们残杀过我人民解放军战士，毒杀过我党高级官员，并随阿沛在朱古寺起义，当时谁也不会认定这是起义，这在首长的回忆录中有所反映。第二个原因是藏军通讯落后，与前来联络的张宽连长、孙巩支队长部发生误解，因我军不了解藏军通讯联系方式，误认为藏军向天上开枪，通知解放军已到，在我方认为开枪是敌对抵抗行为，此事影响了整个问题的定性。第三个原因是个别军事一线人员政治觉悟不高，心系许多恩恩怨怨，虽然按起义人员对待了，但以未通电起义为由，给以后写军史的人留下了悬机。
二零零八年，中央各部委专家评审，终于审查通过阿沛是起义的定论。